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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滞销庇护性就业期待困境突破

发布时间:2019-08-21 23:28:55 编辑:笔名

核心提示:在南京,有这样一家面包坊,它的工作人员以智障人士为主,它叫爱德面包坊。他们憨憨的,智力水平在5到6岁之间,可是做事情从来都是一丝不苟。

在南京,有这样一家面包坊,它的工作人员以智障人士为主,它叫爱德面包坊。他们憨憨的,智力水平在5到6岁之间,可是做事情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然而,就是这样一家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为智障人士提供就业场所的实体,生存却困难重重。

在南京爱德面包坊的工作间里,24岁的阳阳身着白色工作服,佩戴口罩,将一个个烤盘刮净、清洗、擦干。

这种看似简单、刻板、重复的清洁工作是阳阳拿手的。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他的动作有些迟缓,即便这些工作已经做了6年。

平时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 6岁的周健和28岁的慧慧,他们是2007年首批到爱德面包坊参与庇护性就业的智障人士,智商相当于学龄前儿童。

面包坊隶属于爱德基金会,成立之初只是培训智障人士的一个模拟职场,2009年工商注册后,成为一家为智障人士提供庇护性就业的社会型企业。

庇护性就业属于一种带有保护性的过渡就业安置形式,是指对中重度残障人安排简单的劳动,提供生活能力训练、就业技能训练等服务,帮助其获得一定的职业技能并逐步实现回归社会就业。

关于爱德面包坊,爱德基金会的秘书长丘仲辉是这样理解的, 爱德面包坊生产两种产品,一种是面包蛋糕,一种则是参与面包制作的特殊学员们。

然而,面包坊不得不面对所生产的两种产品 滞销 的局面 面包仅限于自产自销,培训好的学员没有企业愿意接纳。

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中国有554万智障人士,中轻度的三级、四级残疾人占74.66%,其中,15 59岁的工作人口占64.4%,也就是说,有266万青壮年完全能够参加适当劳动。在整个残障人口就业比例仅仅三成的情况下,智障人士又是难就业的群体。

在爱德面包坊成立之前,大陆只有北京、上海有少量由政府创办的庇护机构。2008年之后,全国各地才开始推广庇护性就业模式,但大多效益不佳,主要依靠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

特殊 的学员

能到面包坊工作的学员必须通过评估,身体健康、生活自理、听从指令、能够完成简单工作。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大多数人都在爱德基金会下属的庇护安养机构 爱德慈幼院,经过了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生活自理能力训练。

2002年初,爱德慈佑院由爱德基金会创立,是南京首家为智障人士服务的专业化非营利机构。

在面包坊成立之前,爱德慈佑院主要对16-40岁的智力障碍和轻度精神障碍人士进行生活技能培训。从某种程度上说,更像一个日间托养机构,减轻父母的负担。

刚刚来到慈幼院的学员,几乎什么都不会做,他们大多长期幽居在家,依赖于父母的照顾。封闭、悲观、抗拒陌生环境、害怕陌生人是他们的典型特征。

从学员个人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个家庭的情况,也能体现出家长对他的关注度。 爱德慈幼院助残站副站长任影说。

变化通常是缓慢的,各种因素合力之下才有效果。相互磨合中,老师们发现,这些学员中程度较轻的,可以从事一些简单重复性的劳动,而且做得非常好,不会感到无聊,反而乐在其中。

但是,现在智障人群面临的客观困境是,在完成九年特殊教育后,已经16岁的他们只能回家。由于中国大陆尚缺乏足够的衔接机构 庇护性就业培训场所或者庇护工厂,他们回归社会的可能极其渺茫。

慈幼院曾组织和家长们座谈,试图说服家长让学员参与庇护性就业培训以便日后可以融入社会,正常工作。

结果大失所望,家长们关心的问题不是就业和提高目前的生活质量,而是想要知道父母百年之后他们怎么办。时任爱德慈幼院总干事褚朝禹和他的团队为此做了不少工作。

取得家长的认同后,2007年爱德面包坊针对智障人士的职业培训正式启动,以期将培训好的学员推荐出去就业。

在面包坊的培训方式与慈幼院不同,主要是在岗培训,将面包制作过程分解成多个环节,学员做较为简单的工作,特聘的特教老师督导他们进行反复强化练习,使得他们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职业习惯 按时上班、持续工作、完成任务。

智障人和正常人一起工作,这些学员进步飞快。他们从学习穿工作服开始,逐步学习卫生规范、操作规范。以前上下班需要父母接送的学员,现在已经完全独立。

受歧视的群体

也有学员曾经试图离开面包坊,尝试去外面工作。

周健是面包坊的明星学员,患有先天性唐氏综合征,他的父母曾努力为他找了一份做手工的活儿,周健去了一天就放弃了。在面包坊神气的周健觉得被欺负了,回来和义工刘利群诉苦,别人都嫌他动作慢,总是骂他。

褚朝禹没有忘记面包坊设立之初的目的 以庇护性就业为过渡,通过支持性就业模式使他们融入社会,平等就业。他曾试图寻找愿意合作的企业,却没有成功。

尽管200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以残疾人保障金的形式鼓励企业接纳更多的残障人就业,各地也纷纷出台了具体办法。

在南京,当企业安置残疾人达到规定比例后,就可享受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在内的多项优惠。即便如此,大多数企业宁愿以 缴金 代替 安人 ,或者为了少缴安排残障人假就业。

2009年,南京师范大学曾做过一项南京市有关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的调研,发现智障人群就业比例非常低。

社会歧视就像设置了一个屏障,如果不打破这个屏障,很难会真正了解他们。 现任爱德慈幼院总干事王宛馨说。

从企业方面来说,聘用残障人士就业会增加额外成本,比如聘用专业人士进行就业指导、添加无障碍的设备、接受他们的生产效率等。

王宛馨认为,政府政策给予的税收优惠,是远远超出企业所付出的成本的,而且还能获得很好的社会效益。

在寻找合作机会受挫后,褚朝禹受到国外 社会企业 的启发,决定将面包坊进行商业注册,向外界证明智障人士是可以通过一定的职业培训能够工作并获得尊严的。

褚朝禹也曾经到国外 取经 ,他发现国外的社会企业订单大部分来自政府,政府支持力度很大,在销售经营方面压力比较小,能够专注提升产品质量。其次,在专业人才方面,我国还没有专业治疗师,不能作出专业的职业评估。

一旦着手,褚朝禹就面临诸多具体问题,从智障人士评估方法、智力训练计划,到前期职业训练以及的培训安置,由于国内这方面可以借鉴的经验极少,加之福利体系与国外有别,只能摸索前进。

社企的尴尬

当然,社会企业在中国仍然属于一个时髦的欧美舶来词汇,试图通过 市场手段 达到社会目的,鲜有成功范例,通常被认为是理想主义冲动之举。

然而在褚朝禹看来,却给了面包坊机会, 爱德面包坊通过申请项目资金维持了两年的运转,但这种 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项目模式,可持续性岌岌可危。

在产品定位上,出于高端人群比较容易接纳智障者的原因,面包坊决定做高端产品。

这意味着,转型的面包坊首先要解决技术和经营上的问题,香港烘焙协会副会长邝振中义务到南京爱德面包坊担任技术总监,无偿提供配方,并且帮助他们联系进口原料供应商,面包品质问题迎刃而解。

另一方面,以 爱心符号的营销 为手段, 你购买的不是面包,你购买的是 爱心符号 是当时的营销口号。但是,这种 爱心营销 模式只给面包坊带来了短暂的春天,社会对智障者认可度低,导致面包坊难以打开更为广阔的市场。现在,在食品安全颇受社会关注的情况下,爱德面包坊又决定转变营销模式,主打面包品质。

在褚朝禹们考虑面包坊如 衡盈亏的同时,学员们也要面临新的境况。两年间,面包坊的工作人员更换频繁,这让他们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来重新适应。

人员流动性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店长徐明浩认为,收入偏低仍是主要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能期待每天为温饱奔波的人来做慈善。

除此之外,面包坊在面对政策性规定时难免尴尬,比如参与庇护性就业的学员并不愿意和面包坊签劳动合同,这意味着面包坊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不能享受任何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 一旦签合同,低保和残联补助都没了。

就周健来说,每月可以从面包坊领到900元的工资,220元的餐补,加上残联发的补助,将近2000元的收入,可以维持他正常的生活。

面包坊每月给学员的工资,相较于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家长们更愿意选择拿每月的残联补助。

褚朝禹改变这一现状的方式就是将面包坊的规模扩大。2012年,爱德面包坊新增两个门店,员工数量多了10倍。

如果我们的曲奇每天的生产量能达到一万块钱以上,曲奇生产流程就可以更加细化、学员更容易适应,每一个环节可以安排更多的智障学员,甚至中重度的学员也能参与。 褚朝禹说。

现在,有时候周健会站着发呆,他开始和刘利群抱怨,自己反应慢了。事实上,这是智障人士都会遇到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能力将逐步退化。

值得庆幸的是,今年爱德面包坊的两名学员已经走出面包坊,到 必胜客 工作了。他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冲破了与人沟通的障碍,获得了与正常人一起工作的机会。(文中部分学员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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